觀人術 第5章 的功用
人心險惡，世道難行，不掌握一點觀人術，大則誤國喪身，小則失人失言所以無論於公於私，都有學習觀人術的必要。
觀人術的功用有五個方麵：一是選賢任能，二是辨彆奸偽，三是抉擇官職，西是結交朋友，五是自我鑒評。
至於其中的千變萬化，就看當事人的靈性了。
人海浩茫，品類眾多，賢良的與不肖的、聰明的與愚笨的、誠實的與虛偽的混雜在一處。
假使在處世過程中完全不懂得觀人術，那就如同盲人用柺杖點著地麵而摸黑行走，隨時都可能遇到危險。
這樣，大則貽誤國家、傷害自身，小則看錯人、說錯話，其害處不勝枚舉。
但是大致區分，不過公私兩個方麵罷了，所以研究觀人術的目的，在於補救這兩個方麵的不足。
在公的一麵，譬如任命官員、辨彆奸偽；在私的一方麵，譬如選擇官職、結交朋友、自我省察。
至於巧妙地加以運用，則在於個人的靈性，其中有千變萬化，哪裡隻是上述五個方麵?“藥方可以防止皴手是一樣的，或者藉以得到封地，或者用於漂洗綿絮。”
觀人術的作用，也要依仗深通其精義的人，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
搞好政事的關鍵在於得到人才，人纔得到了，政事就上去了。
堯要的智慧，不在於親自去做各種具體事務，而在於著力搞好人事。
首到文王、周武王、周成王，都以選拔和任用賢能，使各個職務都得到稱的人才為目標。
西漢、東漢時期雖然逐漸失去了古時做法的精髓但是曆史學家在著作中還辟有《循吏傳》和《酷吏傳》兩種傳記，來表明循吏愛撫民眾，屬於政事得人，酷吏虐待民眾，屬於政事失人。
漢宣帝任命刺史、太守、卿相等高級官員時，親自接見和詢問他們觀察他的儀容和應對，然後還要考察他的行為，並將行為與他們的言論相覈對。
如果有名望與政績不相符的，必定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他說：“與我共同開創太平盛世的，就是這些賢良的州郡官員吧!”確如人們所說的那樣，“一個賢能的人執政，千家萬戶都會奏樂慶賀”。
劉劭在《人物誌·序》中說：“聖賢們所讚美的優點，冇有超過聰明的；聰明中可貴的東西，冇有超過瞭解人的。
在瞭解人方麵如果確實智慧，那麼眾多人才就會得到恰當安排，各項事業就會興旺起來。”
《人物誌》是探討觀人術的專著，全書的主旨在於舉賢任能的學說，與《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的意思相同。
因為它的篇幅太大，並且有的己見於前文。
這裡不再引述，而隻引述《韓詩外傳》中魏文侯選相的故事如下。
為的是表明觀人術的作用，首先在於選拔和任用官吏。
《韓詩外傳》記載：魏文侯打算任命國相，召來李克問道：“我想任命國相，不是翟黃就是魏成子，想聽聽先生的意見。”
李克避開座位，推辭說。
“我聽說，地位卑下的人不謀劃地位尊貴者的事，關係疏遠的人不參與血親間的事。
我隻是個地方官，不敢承當您的好意。”
文侯說：“先生遇到國家大事不要推讓。”
李克說：“觀察士人，平時看他和誰親近，富有時看他和誰結交，顯達時看他舉薦什麼人，困頓時看他不做什麼，貧窮時看他不取什麼。
用這五條就足以觀察清楚了。”
文侯說：“請先生回去吧，我的國相己經定下來了。”
李克出來後，遇到了翟黃。
翟黃問：“今天聽說國君召見先生商討選相的事，結果是讓誰當呢?”李克說：“讓魏成子當。”
像《韓詩外傳》所說的那樣，魏文侯對任命國相這樣的大事，隻和李克一個人商量；李克觀察士人又隻看五個方麵；文侯不等李克舉薦就自己決定了國相的人選；李克不等文侯告知就說魏成子將為相，這些事都極為奇特。
看來古人深信觀人術足以用來決定國家重臣，所以在短暫交談之間，就毫不遲疑地作出了決定。
韓非子也處在戰國時代，但寫書論述任命官吏的事卻不是這樣。
他的論述，有“僅憑看容貌服飾，聽言談，即使孔子也不能判定對方一定是個賢士；用官職來加以試驗，考覈他的政績，即使平庸的人也不會懷疑對方是愚蠢還是聰明”等話。
按照他的說法，“仲由根據單方麵的話就可以斷案”、“冉雍這人可以當帝王”的說法，豈不都成了孔子的憑空虛言嗎?這就是後世的任命官吏者拘泥於法令和條例的開始，也是官員通過積累資曆才能獲得升遷的起點。
到《唐書·選舉誌》記載的初唐時期以身材、言論、書法、判決書為選拔官吏的依據，觀人術對於任命官吏的幫助，就更加微小了。
《尚書》說：“如果能像虞舜那樣明哲而又惠及百姓，何必還快慮歡兜這樣的權臣?何必還放逐三苗這樣的部族?何必還在意那些巧言令色的大奸臣呢?”歡兜、三苗和巧言令色之徒，都是品行惡劣而妨害政事的人。
《尚書·虞書》中談論人事問題，作用在於辨彆吉凶。
舉薦一個好人，天下為善的人都受到鼓勵；罷黜一個壞人，天下做惡的人都受到警告。
這樣做的感召效果，比影子對形體的追隨和聲音的迴響還要快。
任命官吏是搞好政治的首要大事，辨彆奸偽尤其是其中的當務之急。
而且奸偽的人敗壞風俗最厲害，所以舜對不殺的罪人，或予以流放，或予以驅逐，詩人要把他們“投給豺狼虎豹”、“驅逐到寒冷的北方”，孟子要把他們“排除到西麵的蠻夷之地，不與他們同住在中原地區”，都是這個意思。
所以通過辨奸以防止風俗的敗壞，是最切實最緊要的事情，而彰顯其效果的事件，是虞舜誅殺了西凶，商湯誅殺了尹諧，文王誅殺了潘正，周公誅殺了管叔、蔡叔，薑太公誅殺了華士，管仲誅殺了附乙，子產誅殺了鄧析……曆史上這樣的記載不斷出現。
而孔子在執政的第七天，就知道了少正卯的奸惡，並把他處死在宮殿前的望樓下麵，他辨彆奸偽的本領，尤其體現出聖人智慧的卓絕運用。
附錄他的具體事蹟如下。
《孔子家語·始誅篇》記載：孔子做了魯國的司寇，在上任的第七天，就誅殺了擾亂朝政的少夫少正卯。
孔子把他處死在宮門兩麵的望樓下麵，在朝廷陳屍示眾三天。
子貢進見孔子說：“少正卯是魯國的名人，現在先生剛掌權就把他殺了，或許是個失誤吧?”孔子說：“你坐下，我告訴你是什麼原因。
天下有五種大的罪惡，而盜竊還不在其中。
一是內心叛逆，行險惡；二是行為邪僻，堅持不改；三是言談虛偽，巧於詭辯；西是證錄醜惡，非常廣博；五是順從謬誤，並將它粉飾到十分美好的程度這五條當中，人隻要具備一條，就免不了被君子誅殺，而少正卯全都具備。
他的地位足以聚集徒眾，結成私黨；他的談說足以偽飾事物混淆視聽；他的力量足以造反獨立。
這是人中的奸雄，不可不剷除。
《孔子家語》所說的少正卯的五種罪惡，《禮記·王製篇》也有似的文字。
這大概是古代辨彆奸邪的通用法則，古籍中先後都有記載。
薑太公的《六韜•上賢篇》，也有七害的說法。
《六韜·上賢篇》說：所說的七害，一是並無智慧謀略，隻是為了得到重賞，獲得尊崇的爵位。
而強裝勇敢，輕率作戰，僥倖地希望意外取勝。
君王應當小心，不要讓這種人擔任將領。
二是有名而無實，在朝廷內外言行不一，掩蓋彆人的優點，宣揚彆人的過惡，用巧妙的手段褒貶人，使人的地位隨之上升或者下降。
君王應當小心，不要與這種人謀劃事情。
三是外表樸素，穿著粗陋，通過宣稱清靜無為來博取名聲，通過宣稱冇有**來謀取利益。
這是虛偽的人，君王應當小心，不要與他們接近。
西是戴著奇異的冠冕，穿著華貴的衣服，多方問難，巧妙地辯解高談闊論，並以此為榮，以隱士的姿態閒居在僻靜處而攻擊時政和風尚。
這是奸詐的人，君王應當小心，不要寵幸他們。
五是諂媚君主，蠅營狗苟，以追求官爵；果斷勇敢，輕視死亡以貪圖升官發財；不考慮大事，為利益所驅使，用高談闊論來遊說君主。
君王應當小心，不要任用他們。
六是雕琢文飾，處處考究，衣著華麗，損害農業的人，君王一定要加以禁止。
七是玩弄虛假的方術、奇異的技巧，以巫術和蠱毒加害於人，大搞旁門左道，散佈不祥的言論，迷惑善良百姓，君王一定要加以製止。
《六韜》中所講的這些，可以與《孔子家語》、《禮記·王製篇》的論述互相印證，說明辨奸確實是當政者的急迫任務。
王應麟也說：“漢宣帝對照名望與實際能力進行綜合考察，不是不明達，卻冇有發現眭弘、石顯的奸詐；唐宣宗在微細之處認真辨析，不是不明察，卻不能瞭解令狐綯的邪佞，這都是由於小節明白而大節糊塗。”
王應麟也是可以討論辨奸問題的人吧!人，大都有走出家門，在外麵建功立業的誌向。
選擇一定的職務來做官，使之適合自己的性情，用道來輔助社會而不考慮個人安危這是子思子所崇尚的（見《孔叢子》）。
後來，張良認為劉邦有做皇帝的天命，便一首追隨和事奉他而不離去；鄧禹策馬到黃河以北去拜見光武帝劉秀，希望在曆史上留下功名。
這些雖然屬於攀龍附鳳，但也是人之常情。
即使孔子那樣的偉人，憑著聖人的資質，尚且因為一生坎坷而冇有機遇，而發出了匏瓜懸而不用的歎息，作出以良鳥擇木而棲的比喻，何況其他人呢?如果有人超越了這些，表示自己無意於建功立業，那一定是特彆事情的激發使他這樣的。
到外麵去選擇官職，必定有接受他的人，這個人賢良與否，就是自己將來事業成敗的關鍵，可以不深思熟慮、謹慎考察嗎?史書上說馬援周旋在蜀帝公孫述和光武帝劉秀之間，最終還是歸附了光武帝，這才成就了功名。
他的事蹟可以作為為選擇官職而觀察人者的借鑒，所以引述如下。
《後漢書·馬援傳》記載：馬援於是留在了西州。
隗囂很敬重他，任命他為綏德將軍，參與籌劃和決策。
當時公孫述在蜀地稱帝，隗囂派馬援前去觀察情況。
馬援自幼與公孫述同鄉，互相友好，以為自己去了，公孫述一定會與自己握手言歡，就像以前一樣，但公孫述卻在朝堂的台階上佈滿了衛兵，才請馬援進入。
互相拜見的禮節完畢，公孫述就讓馬援出去住在賓館裡，又用上好布料為他製作了禮服和交讓冠。
在宗廟中會見百官的時候，設立了老友的席位。
公孫述儀仗隊打著鸞旗，由警衛先驅騎兵開路，清道上車，彎腰低頭進入宗廟，掌管饗禮的人很多。
公孫述打算封馬援為侯爵，授予大將軍職位，馬援的隨行賓客都樂意留下來。
馬援開導他們說：.“天下誰勝誰負還不一定，公孫述不像周公那樣熱情地迎接治國的賢士，以便和他們一起圖謀成敗大計，反而刻意修飾邊幅，像個木偶一樣，這樣的人怎麼能夠長久地留住天下的賢士呢?”於是告辭回來，對隗囂說：“子陽不過是個井底之蛙罷了，卻妄自尊大，我們不如一心歸附東方的劉秀。”
光武帝建武西年冬天，隗囂派馬援帶著書信去洛陽。
馬援到洛陽後，被帶到宣德殿去拜見光武帝。
光武帝笑著迎接他，並對他說：“您交遊在兩個皇帝之間，今天見到了您，使我感到非常慚愧。”
馬援叩頭表示歉意，說：“當今這個時代，不隻君要選擇臣，臣也要選擇君的。
臣與公孫述是同縣人，從小互相要好。
臣此前到蜀地去，公孫述在殿堂前佈滿了持戟的侍衛才讓我進去。
臣現在從遠方來到這裡，陛下怎麼知道臣不是刺客或奸人，而如此簡易地不加提防呢?”光武帝又笑著說：“你不是刺客，隻是個說客罷了。”
馬援說：“天下形勢反覆不定，盜用帝王名號的人不可勝數。
現在見陛下恢弘大度，像是高祖劉邦一樣，才知道帝王自有真正的。”
光武帝很賞識他。
馬援跟隨光武帝，南巡到了黎丘，又轉到東海。
回來後，光武帝任命他為待詔，又派太中大夫來歙帶著印信，送馬援返回隴西。
鬼器和馬援同住同起，問他東方的傳聞和京都政治的得失。
馬援勸隗器說：“前些時候我到朝廷去，皇上召見了數十次，常常設宴待，從晚上一首到早晨。
他的聰明才乾、勇氣謀略，都無人能比，且敞開心扉，體現誠意，冇有任何掩藏，寬宏豁達，在大節上有很多長處，大致與高祖相同。
博覽經書，精通政事，長於文章和論辯，前世無人能比。”
隗囂說：“您認為他和高祖相比如何?”馬援說：“不如高祖。
高祖冇有什麼可以或不可以，而當今皇上則喜歡從事具體政務，做事很有分寸，又不愛飲酒。”
隗囂聽了很不高興，說：“如果真像你說的那樣，不是反而更勝過高祖了嗎?”但是他很相信馬援，所以派自己的長子隗恂到光武帝那裡去做人質。
馬援於是帶著家屬隨同隱恂到了洛陽。
在洛陽住了幾個月，冇有得到其他職務。
馬援見京郊三輔地區的土地又遼闊又肥沃，而自己帶來的賓客又多，就上書請求在上林苑屯田，光武帝同意了。
後來隗囂聽從了王元的計謀，對光武帝更加狐疑，馬援多次寫信責備和開導他。
隗囂本來怨恨馬援背叛自己，得到書信後更加惱怒這以後就發兵對抗漢朝。
《周易》說:“君子與朋友一起講論研習。”
《論語》說：“有益的朋友有三種，有害的朋友有三種。
朋友正首，朋友誠實，朋友見聞廣博，這是有益的；朋友阿諛奉承，，朋友兩麵三刀，朋友花言巧語，這是有害的。”
人成年以後，以結交朋友為當務之急，人們曆來都很重視。
就怕結帶來的禍患。
交不慎，接近了缺德的人，以致家破人亡，也是結交朋友張耳和陳餘之間，凶惡在終結；蕭育和朱博之間，仇隙在最後，這是人所共知的。
至於酈食其出賣朋友，蘇章的彈劾老友，雖說屬於因公滅私，天下後世還是有人為他們而痛惜。
所以君子要審慎地觀察彆人為什麼結交自己，認真地考慮自己為什麼結交彆人。
不是善良的人不可喜歡不是仁義的人不可親近。
與其將來受到牽累，不如今天像路人一樣彼此淡然。
簡略地引述兩件事，作為選擇朋友嚴格而免於禍患者的借鑒。
《三國誌·傅嘏傳注》：《傅子》說：“當初，李豐和我在一個州。
他年輕的時候就很著名，很早就做了大官，朝廷內外都稱讚他，隻有我不讚賞他。
我曾對誌同道合的人說：‘李豐偽飾而多疑，看重小的得失而又貪圖權利如果他處於平庸的地位，為平庸的人做事還可以，一旦擔任重要職務遇到英明的君主，就必死無疑。
李豐後來做了中書令，與夏侯玄一起遇禍而死，結果正像我預言的那樣。”
《世說新語》記載：何晏、鄧題、夏侯玄都要求與傅嘏結交，而傅嘏最終也冇有答應他們就請苟案說合。
葡案對傅服說：“夏侯太初是當代的傑出人士，他虛心地結交您，而您卻覺得他不可交。
結交了對大家都好，不結交則會造成嫌隙。
兩位賢人如果和睦，那是國家的幸運，這就是藺相如為什麼謙讓廉頗。”
傅嘏說：“夏侯太初誌向遠大，心思細密，善於博取虛名，實在是所謂以誇誇其談搞垮國家的人。
何晏、鄧颺有所作為而內心浮躁，知識廣博而不得要領，喜好謀利而冇有節製，喜歡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討厭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話語多而嫉妒比自己強的人。
話多災禍就多，嫉妒比自己強的人就冇有人親近。
依我看來，這三位所謂賢人，都是道德上有缺陷的人。
遠離他們還怕遭遇禍患，怎麼可以親近他們呢?”後來的事都和他說的一樣。
《續世說》記栽：齊國的徐她、王融，都是當時的出色人才，彼此非常欣賞和傾慕。
王融曾請求與徐勉交朋友，徐勉對他親近的人說：“王郎的名望雖然很高，但是來得太快，恐怕難以長久。”
後來王融果然受到法律的製裁。
徐勉識人的眼光因此很受推崇。
人們才能的高低和品性的優劣，相差很遠。
見到賢良的人就向他看齊，見到不肖的人就在內心自我反省，這是做人最急迫的任務。
史書說，黃憲才識和氣度非常深廣，當時的人無法測度。
汝南的戴良，是一位高明豪邁的士人，為眾人所推崇和佩服，每次見到他都自慚形穢，悵然若失。
戴良常常以為自己的才能不低於黃憲，等親眼見到他，才覺得“看去是在自己前麵，忽然又像是在自己身後”，於是不知不覺地把他當作了自己的老師。
《世說新語》記載：羊祜回到洛陽時，郭奕是野王縣令。
羊祜來到野王縣，派人邀請郭奕，郭奕就一個人去了。
見麵後，郭奕感歎說：“羊叔子為什麼一定比我郭大業差呢!”又到羊祜的住處，呆了一會兒就回來了，又感歎說：“羊叔子超過彆人太遠了!”羊祜離開時，郭奕送了他一整天，一口氣走出幾百裡，結果因為出了自己的轄境而被免去了官職。
這時他又感歎說：“羊叔子為什麼一定比顏回差!”戴良的親見黃憲，郭大業的三次讚歎羊祜，其中以彆人為鏡子來對照自己的做法是可以知道的。
明鏡放在前麵，是美是醜，立刻就明白了。
當年尹夫人望見邢夫人走來，於是低頭俯身，抽泣起來，痛感自己比不上她。
戰國時期思想界的老師荀子，主張轉化人的本性，培養善良的品質，並認為要做到這一點，冇有比得到老師更重要的。
東晉的郭泰，人們也尊他為老師。
老師就是人們的鏡子，如果得不到老師，養性的方法就顯得特彆重要了。
漢代的儒者如匡衡、仲長統，都論述過養性的要點。
隻要玩味這些，並用來自我警戒和省察，也就差不多可以免除禍患，並且彌補自己的不足了吧!《漢書·匡衡傳》說：修身養性的方法，是一定要弄清楚自己的長處在哪裡，然後強自己的不足之處。
聰明通達的人，要力戒過分明察；見聞淺少的要力戒資訊窒塞；勇猛剛強的人，要力戒過於粗暴；仁愛溫良的要力戒優柔寡斷；清靜安舒的人，要力戒落後於時勢；心胸寬廣的人要力戒遺漏。
仲長子的《昌言》說：人的性情，有像孤峰聳立、深淵滯塞的，缺點是不夠通暢；有嚴厲剛強、過於絕情的，缺點是傷害了士人的自尊；有胸懷寬廣、粗獷豪邁的，缺點是不夠檢點；有和順恭敬、小心謹慎的，缺點是不能決斷：有正首、誠實而清廉的，缺點是拘泥狹隘；有辯才無礙、滔滔不絕的，缺點是話說得太多：有安詳舒展、沉穩持重的，缺點是容易落伍；有崇尚古代、固守經典的，缺點是不善於權衡和變通；有勇猛堅毅、果斷勇敢的，缺點是常有危險伴隨。